作者介绍

张月宜，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19级本科生。

两乡人

一

我父亲飞升那天，全村三分之二的人确信自己是见证者，但是我不在，所以我认为这事全都是鬼扯。

但说实话，当住在隔壁的我的六岁小侄女问我的时候，我曾经不无骄傲、添油加醋地叙述了一番，叙述的内容大致和别人告诉我的一致，不过也添上了些许我自己的看法。比如，在叙述到我父亲回村托梦这个情节的时候，我高屋建瓴地对小侄女敲打道：“即使这事儿是真的，托梦肯定是假的。”因为我无法相信，他宁愿给隔壁那个面如菜色的女人孙春梅托梦，也不愿意给我托梦。

慢慢的，周围几个村庄都知道关于飞升的故事，大多数是当笑话来听。特别是面对我们村庄那些坚定且信誓旦旦的眼神时，对方的戏谑就显得更明显了。后来《走近科学》节目组不知道怎么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我父亲要上电视的消息也就一传十十传百。在那些披麻戴孝又喜气洋洋的日子里，我第一次获得了全村人的注视。

其实我父亲大概是死了吧。

因为有一种类似于定数的东西一直长期笼罩着我，那就是我永远无法注视一个人的死亡。就像是有第六个感官可以嗅到死亡的气味，因此身体的本能总是在我前往事故发生地之前避开。

五年级的时候，小学同学在运动会冲刺时心脏病突发，就像是一只断了线的木偶一样在终点线沉重却缓慢地栽倒下去。我看见她的脸色慢慢发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倒下的长久瞬间，她曾经想抬头向前看，仿佛努力想用目光抓住什么。

那时候我在她的正前方，但是后面的人忽然掀倒了我椅子的腿，于是我和那人倒成一团，笑成一团。在多年以后，我曾想，我是最可能捕获那目光的人之一。

这次，我和父亲是为了安葬我爷爷而回到村子的，事情办得妥帖大方之后，我就先赶回去处理城市的事务，而他则在家守灵。其实城里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处理，所以我想，大概是这种神秘的力量将我从父亲的死亡身边赶走。而正是我的不在场，证实了飞升说的狗屁性。

事情要从我父亲飞升前一个月左右开始说起。那天下午大概六点的时候，我们得知了爷爷去世的消息。其实这不是什么出乎意料的消息，因为自从给老人治病开始，我们便已经知道故事的结局。父亲表现得很平静，甚至染黑了头发。在出发的前夕，我们一人买了一个汉堡在路上吃。

我并不哀伤，或者说可能有些许的哀伤。在开车回村的全程，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的方向盘，生怕他因为过度伤心而将我们全家葬送在高速上，好在这种可能性并没发生。他开得又快又稳，好像这是一场愉快的高铁旅行。我吃着垃圾食品，脚蹬在前面的座椅靠背上，思索着怎样的表现才不会挫伤父亲。复古音乐在我的脑海里响个不停。

那个晚上我过于紧张，以至于忘了自己的存在是不应该的。我永恒怀着愧疚面对这件事情，我的存在让父亲永远见不到爷爷的最后一面。当我们到的时候，他们正在钉棺材的第一颗钉子。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男人跳下车，连滚带爬地跪倒在棺材面前，发出了饿狼一般的哭声。

我看不见棺材，只是注视着他，莫名的悲伤堵住了我的眼睛，一滴泪也哭不出来。

那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声音，直到现在，凝望着村庄周边昔日翠绿，今日被铁矿机挖了个遍的石头山，我还时不时地能在其中听到那一天哭声的回音。

回来第二天，操办丧事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走进了院子，隔壁屋子也支起了灶台，一锅羊肉在其中不停地炖煮。这时候孙春梅开始剪丧服，我父亲的大哥和二哥在院子里用本子记着来人的姓名和礼钱。

孙春梅在这场葬礼中扮演的角色大概类似于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长，吊唁的人一进屋，前脚踏进门槛的那一刻，孙春梅的哭声一下子爆发出来，之后吊唁的人也会喊起来。“我的爷啊！”我们孝子贤孙一起磕头，这就是一整轮，轮数看吊唁的人而定。

就是在葬礼上，孙春梅和我谈起了我父亲。

“没骨头的东西，”她说，“跑，跑，有本事跑没本事回来，有本事你跑到天上去啊！”

我爸爸的两个哥哥，大哥张有福和二哥张有贵在磕头的间隙对孙春梅安抚说：“老三还是经常回来的，只是你碰巧有事没见着。”

孙春梅没说话，大声嚎哭了一声，夹杂着唱词，后面的人只得哭起来。我听见大爷和二大爷（即张有福和张有贵）隔着人群和父亲商量奶奶的安置问题，他们吵了起来，声音越来越大，但是周围的人们好像没看到没听到一样，只是自顾自地或哭或走，或者去隔壁吃一碗羊肉汤。我奶奶因为年迈，只有一只耳朵能听见声音。此时恰巧是她的另外一只聋耳朵朝着外面，所以她应该是听不见的，因为她只顾着叠黄纸。

我渐渐怀疑周遭世界的真实性，因为那三个人已经将我爷爷留下的几个陈年袁大头撒了一地，开始指着鼻子骂对方，但是依旧没有人阻拦。

过了一会儿，孙春梅从屋子里泼出来一盆脏水，嘟囔了一句：“一家子坏种。”

我父亲抬头，看见了孙春梅，于是他因为悲伤而哭红的眼睛现在又因为愤怒而突出了。

“你在这里干什么？”他说。

“我为什么不能在？我不在你爹的衣服都没人帮着穿，现在倒问起我来了。”

我父亲沉默了，葬礼的流程又继续了。

傍晚，大哥张有福在路口摔碎了瓷罐，为我爷爷准备的纸马和纸人霎时燃烧起来。孙春梅和我父亲一干人往家的方向走，我跟在队伍的最后面，回望了一下傍晚路口明亮的火光。那火光像一个狩猎者营地，孤独的小广场。在那火光中，一个穿着布衫的青年人正跨上白马，赫然是我爷爷年轻的样子。

他对我挥挥手，我依稀看到他的口型，意思是“回家”。

所以葬礼一结束我就走了，以上就是我知道的全部内容。

二

孙春梅的故事是才子佳人故事的悲剧版本。

长得还可以的孙春梅当时在纺织厂工作，偶然遇上了来参观的高中生张有才。那时候的张有才脑子里都是人生的前途和激情，每日和孙春梅散步，谈起一些诗歌、文学、政治一类的东西。那时，孙春梅总会觉得对方原本干瘦的身子爆发出超绝的力量。

她知道对方是个读书人，一定会考上大学。后来张有才果然考上了大学，离开了村子，去了省城。大家都知道，张有才读书的钱是孙春梅挣的。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张有才没有回来。孙春梅寄了一封信，附带 100 块钱和她亲手编织的毛衣。

第二年，孙春梅一共寄了十封信，没有寄一分钱过去。

可能孙春梅会想，等张有才没钱了，他自然会回来的。

这时候村里已经出现议论声，都说孙春梅是被骗了，还有邻居建议她直接去江城找张有才，把钱给讨回来。孙春梅逢人便说：“不去，他爱回来不回来。”

你们可以想到，张有才就是我父亲，我就是他和本校一个富裕学姐结婚生下的孩子。这故事很老套，但我觉得算不上才子佳人，因为很显然，我父亲论不上什么才子，因为他上的不过是一个普通大学；孙春梅也称不上佳人，佳人应该叫孙琬宜或者什么孙清娴之类的，而不是现在这个满脸疲惫的老婆子孙春梅。

我去见孙春梅了，想让她给我讲讲飞升当天发生的事情。

孙春梅自从我父亲死后便一天天地衰落了，仿佛整个人从天灵盖被扎漏了气，生命就从那里一点一点地流失出去。她经常去医院，一包一包的往家里拿药，人们问她究竟有什么病，她也说不清楚，只是描述自己身体上的症状。“我浑身疼，”她说，“也许是癌症吧，胃癌，或者骨癌，要么就是肠癌。”

她说她能看见癌细胞在自己身体内繁殖，它们已经占领了肠道，往心脏爬去了。“吃药，化疗，什么都行，只要能杀死它们！”医生不给她治，因为她没病。后来医生连看都不给她看了，一见她就躲得远远的。连路上的行人也躲得远远的。

她给自己打了一口棺材，每日躺在里面等死。

“你问我那天的事情啊，那天，那天没啥特别的。没什么好问的。”

事实上那天的事情也的确很简单。

白天，孙春梅沿着小路去买菜的时候，远远地看见大哥张有福领着一个老人往村子里赶，这老人是村子里的长辈，问的时候才知道，我爷爷下葬错位置了。

大哥张有福对孙春梅说：“应该迁坟。”孙春梅不同意。我父亲也不同意。这位置是我爷爷亲手挑的，即使不和风水，也不至于迁坟。

张有福和张有贵认为应该尽早动工，以免夜长梦多。我父亲说应该一年后动工，这样也好不惊扰了老人。张有福说族里的老人都说已经过了忌讳的日子，倒是风水问题，怕耗久了出事。我父亲轻轻地点了点头。

孙春梅摔了东西，当场破口大骂，“我打死你个不孝子！”她抓住我父亲的衣领便打上去。我父亲只是站着任她打，待她打够了，也还是对旁边族里的长辈说：“那听大哥的吧。”

当天下午就开始动工，仪式非常简单，在场的只有长子张有福和长孙，然后几个青壮劳力就挖开了土堆，取出了骨灰罐。

当他们搬着东西往老人指示的土地走去的时候，一声巨大的响声从后山传来。

火光和巨大的烟雾笼罩了后山，就像是那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地震。孙春梅一下子被惊醒了，穿着拖鞋慌里慌张地往后山跑。她意识到那里发生了她可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沿途的村民看到了孙春梅，也匆匆跟上。很快，进山的小道便挤满了人。

找到那个地方是件容易的事情，那里什么的都没有，只有一片烧焦的荒地和几株倒塌的玉米杆子，还有老人用来储藏玉米的小屋子。满地都是金黄的爆米花，散发着一股甚至有些香甜的奇妙味道。就像是上天给那片贫瘠的土地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黄金。

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孙春梅在颤抖中惊慌地发现，张有才在这场爆炸中彻底地失踪了，连一片衣角都没有留下。

以上就是关于孙春梅的全部内容。

三

张有福和张有贵分别是我的大爷，二大爷。

他们没有上大学，而是在村子里种田。

张有福粗胖身材，面色红润，双眼在喝酒后总是习惯性地瞪人，邻居一般不敢在这个时候和他对视。张有贵则细长得多，脊柱因为年轻的时候偷钢筋被打而有些左歪，灰色的脸显出木讷的神气。

之所以做这番概括性的叙述，是因为我对他们其实没什么印象。

自从出事以来，两人便离开了村子进城打工，只有在警察来村子录口供的时候现身了一次，此后便再没回过家，直到现在。

警察来登记的时候，张有福揣着手向右歪站着，张有贵左歪低头看地，两人随随便便地寒暄了几句，目光有些许的交汇，似乎心照不宣又不愿意接触。

我看出他们关系的复杂。

他们和我父亲关系很差，这其中原因我是清楚的。

那大概是在大哥张有福快要上高中的时候，张有贵刚上初中，而父亲张有才还不太懂事。三个孩子都要读书，而家里已经负担不起。

奶奶难得地煮了一锅饺子，其中一个包上了白糖。吃到白糖馅饺子的孩子，就会继续读书。

这是一个简易的抽签仪式。三个孩子围着锅自己捞着饺子，决定着自己接下来的命运。

没有作弊，没有偏心。锅中确确实实只有一个白糖饺子，这是兄弟三人最后吃干净所有的饺子后得出的结论。

张有福先捞了一个，但犹豫不决不愿先吃，于是放进了张有贵的碗里。张有贵不知道大哥的想法，于是把饺子倒进了小弟的碗中。当时还小的父亲不管这些，一口咬下去，甜蜜的白糖流了下来，流了他一嘴。很奇怪，第一个饺子，就是那个决定命运的饺子。

张有福一直觉得，这场选择应该在他和张有贵之间展开，而还没上小学的张有才，离这些事情还早。父亲一直觉得，大哥二哥是怪自己占了他们的机会，或者是怪自己捡了便宜。但我觉得，大概，奶奶还是偏心了。因为让父亲参加这场本不需要他参加的选择，本身就是最大的偏心。

也许就像是抓周所预言的那样，父亲抓住了毛笔，咿咿呀呀摇摇晃晃浑然未觉。

所以当警察来询问我父亲的情况时，这两个人显得有些冷淡。

大哥张有福说张有才失踪的时候他正在和村子里的老人商量迁坟的事情，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等到他抬头的时候，山上升起了一大片白雾，白茫茫的一片，还有山地震动的声音。

“好大一片烟，都是雾，和仙境一样，”他说，“人们都去了，我有高血压，就没去。他们最近都说飞升什么的，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我们这片儿经常有些山精鬼怪。”张有贵说，他就亲眼见过老人回村托梦，骑着白马一下子跨过房檐，落到天井里面，就不见了。

“他失踪之前，我是找过他一趟，我说我在村子里照顾娘挺辛苦的，他在城里也不好回来，干脆出点钱得了。这事儿我们没谈拢，他要把娘接到城里去。我觉得八九十岁的人了，迁来迁去的伤身体，家里的房子也那么多年了……”

我才不信这些。他们绝对有什么没有说！包括孙春梅！

四

张有福还没说完，沉寂多天的后山突然喧哗起来。几个小警察立马停止询问，往远处好奇的张望。本来围在周围看热闹的人群也一下子四散开来，再次流向了后山。

这还是我第一次前往后山。

事实上，不知道是因为情绪淡漠还是因为情绪过剩，自从事情发生以来，我从来没有前往后山的欲望。这座山一直有着天然的馈赠，几十年前，这里的人们拿着大吸铁石往地下一吸，便可以一袋一袋地往外卖出贫铁矿。那座布满矿产和尘土的老山和我之间，就像是隔着一片透明玻璃。逃避是我一贯的伎俩。

“挖出来了！”上面的人在大喊。

“挖出来什么了？”

“张有才！”

两个小警察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丝紧张和兴奋，他们只是被派来记录失踪的，没想到竟然碰上了刑事案件。

“挖出了一片骨头！”

是上面的人。

“哦，”我说，“也许是什么动物的，狗的，或者牛的。”

小警察立马回答道：“不难，等法医一鉴定，不就知道了。”

山顶已经被挖出了一个几米宽的大洞，周围的几个村民正拿着铲子在周边挖掘（他们是邻村来后山偷铁砂的），但似乎一无所获。那截东西被放在一个土色的化肥编织袋上面，泥土被稍微清理了，露出浅黄的内表面，看上去像是腿骨。我心想，如果那真的是我父亲的腿骨，那大概只有一片，因为父亲很高。我知道他的腿很长，很直，没有这么短。一定是牛的吧，老牛死的时候也许会有人把它埋了。

我看了好久，试图辨认出一些东西，但没有什么结果。

几个小孩在地上玩那些玉米粒，他们已经和铁砂融在一起，像石子一样可以抛着玩。有年纪小的试图将玉米塞到嘴里，被大人一把打掉。

张有福这时候气喘吁吁地赶上来，脸涨得通红；张有贵走得很慢，已经落在了后面。

他一看到面前的坑，就露出一种十分扭曲的面容，双眼外凸好似要从眼眶中爆出。有什么声音从身体里被压抑住了，变成了一种非常低沉的气息，砸落在脚底。我于是一下子哭出来，吓了周围的人一跳。

“人……没了么？那被放在哪儿了？”

旁边的人努努嘴，见没热闹看，也纷纷下山了。那人是最开始来的几批人之一，早已经看得不耐烦了。在警察来之前，他甚至拿起那东西掂量了一番，和周围人互相传递，讨论它的来历。

张有福一言不发地蹲在编织袋旁边，我也蹲在那里。我试探性地问他：

“警察来了，我们直接去警局吧，警察说，把……骨头带上。”

张有福斩钉截铁地摇头，说：“等等你二大爷，这件事情至少要让你二大爷看一下。”

我没办法，只能继续蹲着。

但张有贵实在是走得太慢了，一路气喘吁吁的孙春梅反而先赶到了现场。

她比第一次见的时候要消瘦许多，脸上有不太正常的红晕，穿着印有奇怪英文字母的衣服，让人下意识觉得刻薄而土气，只有细细看的时候，才又看出那种宽厚的本来面目。

孙春梅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你们赶快下山，派出所就在城里，现在去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能到。”看我们二人蹲在那里不动，又急着骂我们说：“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还蹲在这里，这是在耗什么？”

张有福并不理孙春梅，表示这是我们的家事，要等老二来了才能决定，更何况老三不一定没了，这本来就有点像牛的骨头，或者别的什么人的。

孙春梅拉我起来，拍拍我的肩膀，对着张有福说：“不知道你们要商量什么，是商量张有才死没死还是商量老人的财产怎么分配，那都和我没关系。但是不管你们怎么商量都没用，警察同志既然在，那就应该听警察的。”

张有福说：“既然我在了，那老二必须也在，人都没了差这么一会儿吗。”

孙春梅说：“这是你弟弟，就这么让人家看热闹，你们还有没有良心。”

张有福说：“你不要脸到这儿撒泼来了？”

……

我在这场争吵中默不作声，抬头看着那边同样手足无措的小警察。我猜想，也许我们差不多大。

两个小警察商量了一下，决定不再等下去，直接收拾东西回派出所。

“那个，报案人是吧，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去警局说。”

于是一干人等连着那个化肥编织袋开始沿着土路往山下挪动，但与来时的稀稀拉拉不同，三五成群的拥挤人群让这场移动异常缓慢。从山下往山上来的一批人和我们迎面相逢。两批人的首部相接，队伍前面的几个老人开始交谈，我听不见他们究竟在说什么。

如果我的人生在此时终止的话，那这一段路一定是我今生走过的最漫长的路。因为它似乎永远没有前进，反而在缓缓后退。

是的，确实是在后退。我无助地发现，那些准备好下山的人群，又缓缓往后走，再次退回到了山上。所有人站回了他们原来熟悉的位置，孩子们从父母的手中挣脱，跑向一边。

村里的老人来了，还有许多年轻小伙子。其中一个我认识，我小的时候给他拜过年，我叫他陈爷爷。

那个老人看着我，招呼我过去。我过去，他拉住我的手。

然后他对着两个被人群挤上山的小警察解释说，这是他们陈姓的祖坟，不能随便乱挖，挖出的是他们祖坟里的先人，应该马上埋回去，不能带走。

小警察说：“我们在执行公务，如果证实确实和失踪没关系，证物会归还。”

“不行，带走会惊扰了先人。”

“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配合什么？配合你们挖我们家的祖坟吗？我不同意，这里没人会同意。你要想调查，明天再来吧！”

我感到那只苍老的手紧紧抓着我的手，这其中蕴含的力量是我没想到的。他握得很紧，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上涌。

“只要我活着，你们就别想挖我们家祖坟！我就躺在这里，你们可以压我的腿。”

我从他已经老迈的脸上，看出了我父亲的脸。没有下颌线，方阔的面庞。

出于回避痛苦的本性，后面的事情我很难一一说清楚。但是孙春梅那张黄色消瘦的脸，我还可以仔细勾画出来，我视她为救命稻草。隔着人群，我用那种近乎于哀求的眼神望着她，请求她为我说一句话。也许我曾经握住她的手，或者抱住她的腿，但是我记不清楚。我坚信那里不是所谓的祖坟，那里也不会埋着什么所谓先人。但是我没有权利申辩。我从来没有来过后山。

我祈求孙春梅，她又哭了。但是她没有说一句话。

两个小警察空手走了，但是他们对我说，他们之后还会来。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脑内充斥着一种阴谋论和怀疑论的思想。我痛恨我所处的村子，我痛恨这些村民。

我亲眼看见他们的脑袋一个一个涨大，五官扁平地依附在皮肤上，变成气球飞上高空。他们硕大充气的脸孔分布在整个天空之上，我一抬头便能看见他们。

但我错了。这是我之后才知道的。

五

请允许我谈谈我父亲，因为这些叙述虽然对你们无足轻重，但却可以帮助我的头脑。

我父亲和我母亲是大学认识的同学，并且在毕业之后很快结婚了。我被寄养在姥姥家，直到上小学。

我依稀记得小时候第一眼看到我父亲的样子，他很讨好地朝我扑过来，我一个欠身躲了过去，所以他的亲吻只是擦着我的衣服边。他装成大青蛙的样子逗我开心，半蹲在地上，前跳后跳。但是他身材消瘦，穿着薄得透明的白衬衫，一条黑色的西裤，所以他蹦跳的样子并不像青蛙，而是像一只幼稚的竹节虫。

至少我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

但是没人能拒绝这种奇怪的吸引。于是我跑过去，蹲在地上，用两只小手拍击着地面。他哈哈大笑，从地上一把捞起我，举过了头顶。那些神经质的细胞，可能由于反重力的缘故，从父体过渡到了子系。

我觉得他是个怪人，我母亲也说他是个怪人。

在很久以后，他依然躁动。他经常狂喜，咒骂，然后整夜整夜的失眠，抽大量的烟。他每次半夜都会抽烟，扔得地下都是烟头，火星子乱飞。那可能是因为他写作的缘故。他写不出来的时候，就睡不着，他写出来了，也兴奋得睡不着。

所以我恨我的屋子。因为那屋子是一间充满恐惧的睡觉之所，所有的陈设都拥有不止一个影子。

每晚，总有一个怪兽，用粗大的脚掌拍击地面，带着呛人的味道，从我门前缓缓地漫游而过。

他炒股票，炒期货，炒原油。他的情绪多半随着他的金钱波动，有的时候深绿，有的时候深红……小时候我高烧，他带我去医院看病，那天在医院的走廊上，他买的一只股票正好涨停。他兴奋地牵着我回家，我靠在他的一只手上，他用另一只手查阅手机上的信息。我其实并没睡着，而是半眯着眼观察他，准备趁他不备吓他一跳。

但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我自己也撑着困了，就在他手上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忽然抱紧我的肩膀，箍得我难受，我痛得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眼睛中红色的血丝插入瞳孔里，像纸片划破了我的手。他对我说：“跌停了，孩子。我们没钱了。”

我时常痛恨自己不该发烧。

那之后，大爷和二大爷（也就是张有福和张有贵，他们的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经常会来，一坐就是一整天。他们走的时候，会拿家里的钱。奶奶身体不好，时常生病，爷爷早已住进了医院。那时候，爷爷有一个月住在我家里。吃饭的时候，爷爷会端着碗到自己的房间偷偷吃，然后把自己的碗藏起来。我问爷爷，爷爷说他害怕自己的癌症会传染给我。父亲说，这个病不是大病，他能给治好，不会传染。

上大学之后我便很少见父亲了。但忽然有一天他出现在我们学校的门前，隔着栅栏大叫我的名字。我问他为什么突然来找我，他说他想我了。我说你不想我妈么？他说不想。我说那你想什么，他说他有点想家。

我知道他的家是指那个一百公里之外的村子，他经常回去，每次回去都躲着邻居。

晚上我们一起看西部片，我说他不能这么看西部片，就欣赏风景有什么意思。他说西部片看的就是风景。那天晚上，他高兴极了，他感叹起了拿破仑，感叹起了美国的繁华，然后最后和我讲了他小时候的故事。我记不得什么了，只记得偷地瓜，逃学，还有卖气球。“那时候真苦啊，你看过平凡的世界那个孙少平不，我吃的就是那个丙菜。”我说你们那儿也不吃馒头啊，吃的不都是饼么？他说做成什么样不都是吃。我说他现在不用吃丙菜了。他说他混得太差，读了这么多书也就能让自己吃个甲菜。我说甲菜也行，他说他对不起家人。我说我觉得自己过得还行，他说他说的不是这回事。

看到最后，我们都困了，他拉过我的椅子，给我倒了瓶酒，兴奋地对我说：“这回咱们真的要发财了。”我摇摇头表示不信，他自己也灌了一口，“我这回没骗你，咱们以后不住这个房子了，换个好一点的，没蟑螂的。”我说：“那可不行，下水道不能漏水，阳台的墙不能掉渣。”他说：“成。我好好谈谈。”

一直喝到凌晨的时候，几个菜的酱油都被我们用筷子蘸了个干净。他喝得大醉，我扛着他上床。他凑到我的耳朵边上，嘟囔了几声，我凑到他耳边听：

“我们会有钱，……全村人都会有钱，大家都会有钱。” “我找到金矿了，”他说，“就在山上。”

六

我和奶奶住在一处，直到半个月后，我无意中知道了一切。

可笑的是，事情的发现并不是因为我的调查，乃至周围人的帮助，而仅仅是一群喝得醉醺醺的老大爷在集上吹牛的结果。

那时候正好过清明节。他们打了一天的牌，喝了一晚上的酒，然后第二天早起慢悠悠的到集上要一碗豆腐脑当早饭。隔壁村的几个人正好坐在那里吸溜豆腐脑。于是话题就从该养什么东西过渡到村子里发生了什么奇闻，最后变成了怪谈的攀比大赛。

几个半睡半醒的老大爷想要插进去话，却满脸涨得通红，一件事也想不出来。最后，左边的人率先打破了这个尴尬，他说：“哎你们知道我们村的那个张有才，倒霉催的，他儿子还在我们村里住着呢，天天查，查个屁！就蒙在鼓里，特惨。”

事情就这样被暴露了出来。

周围村子的人首先知道了，然后是再周边村子的人，我想我是最后一批知道的人。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大集才是信息交换的枢纽。不过我的消息也没那么滞后，因为不知名的七大姑八大姨争先恐后地踏破我的家门，为我报告着一个相同的信息——“你还不知道吧，你爸爸是被炸死的。”

哦，是的，是被炸死的。

在几十年前，后山便有个小谷堆。以前是有管理员的，所以里面象征性地摆放着桌子和椅子。出事的时候，我父亲在谷堆里面坐着，明火引燃了爆炸物。“嘣，就然后就咔嚓，然后再嘣！全完了。”不管她们的话语有多么千篇一律，我总是一遍一遍地听。

至于爆炸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谷堆的地下是一个小地窖，里面放着炸药。”

“其实这事儿都怪大娘，谁知道他会到后山去呢，我当时应该说的，当时应该说的……孩子啊，你打我吧，你随便打！这事儿是大娘对不住你啊！”她们来了都是哭，大娘，姨妈，伯母，也许吧，我认不清楚。

于是我跑出去，穿过贯穿村子的泥水路去找张有福。周围的人们对我侧目而视，有的人叫住我，问我干什么去。我说“去找张有福”，他们就不再开口了。

张有福的家在村子的边沿，是一栋还算高级的二层小楼，也是近些年努力翻修的结果。我看着紧闭的铁皮大门，不像是有人的样子，再去敲，铁皮发出叮楞叮楞的响声，一个女人探出头来，是我大娘。

她看着我，说你大爷不在家，进城去了，随后把我带进院子，给我拿了个小马扎叫我坐下。我坐下了，她又拿出几个橘子几块糖塞到我手上。

“其实你大爷也没办法.....后山的事情谁都觉得没事，就谁都忘了说。去年外村的到山上，还在那屋子里睡了一觉，就睡在那个地窖上面的板子上。我们全都吓出一身冷汗。”

我把橘子塞回她手上，环顾了一圈院子。

院子并没有外面看起来那么有面子，左边混乱地搭着一个鸡窝，连着用铁丝网围成了一个鸡笼，里面有几只互相啄秃了的老母鸡。在院子右边张有福的三轮车侧躺着停在地上，旁边横七竖八地种着几株老葱，都已经开花了。

我说“这后面有后门么？”

她说“你要去屋后面？”

我说“不是，我不想被人看见。”

她说“后面有个梯子，要不你从梯子翻出去吧。”

我同意了，于是我好像是从古至今的偷奸者一样，从后墙翻了出去，直奔后山而去。

我跑得很快，那些泥泞的小路可能是因为最近被人踩过太多次的缘故，反而变得好走了起来。周围的树密密匝匝，但也并不壮硕，可以让我轻松地穿过。

我看见了前几天发现骨头的那片土地，上面被盖上了一层发黄的新土。但是我并没停留，而是跑过去。我拷问我自己的内心，想到我也许并不为了在这后山探查一番，而只是为了前进而跑步。

很快，那些树便不见了踪影。我看到天际线火红的夕阳，从东边到西边长长的一条线。

那是一大片开阔的区域，或者说是一个被挖得很深，拓展得很广的非法矿坑。那些被炸掉的岩壁上有裸露出的黑色印记。一些小型机械还停留在坑底，但已不再工作。这是它们的墓地。

再回头望去，山下也可以被看得清清楚楚。一片片属于各家的玉米地，像一条揉皱的丝袜一样耷拉在村庄的边沿。我双膝跪坐在地，无力和恐惧充斥着我的头脑，让我无法呼吸。所有的一切都让人觉得虚幻而不可捉摸。

……

四月，正是玉米春播的季节。那谷堆的玉米本是做种子用的，现在却也还剩下一些。

我回头，远处劳作的人们正登上后山，抗着麻袋下山，播种下一粒粒玉米。

我想，马上就会有丰富的阳光和雨水，肥沃的土壤也能滋润这些长在山坡上的玉米生长。它们带着我父亲的骨血，融入土地，伴随着滋润破土而出。它们会在几个月后撑着粗壮的杆子，用经络分明的叶子包裹着一根根肥硕的玉米棒。小孩和老人会进入高过他们的玉米底下，掰下果实，装进袋子里，放进石磨里，磨成金黄色的玉米粉。

之后，勤劳的妇女会将玉米粉揉成饼，或者做成糊糊，和豆角一起吃。卖爆米花的会沿街找孩子们要玉米做爆米花。之后的玉米会被悬挂，堆叠起来迎接冬天。在下雪的日子，那些放玉米的谷堆会被覆盖上雪。

我的父亲会在明年的春天成为这个村子的一部分。而我会回到城市。

七

我离开了村子，孙春梅在路口送我。

她说爆炸结束后她去看过，那里什么都没有。

“他要去后山，大家都知道。其实那矿前些年早就被挖得差不多了，他联系公司，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我没说话，拉着行李箱走出了村子。远处的山依然重重叠叠，近处和远处的山谷间交叉分布着白色和灰色的石头，像女人裸露的躯干。我回头，家家的两扇木板门紧闭，正是吃饭的时候，能闻到饭菜的香气。

我看见了爷爷。

八

孙春梅死了，消息是被小侄女用邮箱发过来的。

「张叔叔，孙阿姨说那天她给你爸爸送过一顿饭，饭底下放了一张字条告诉他仓库的事情，但是你爸爸没吃，所以她就把饭倒了把纸条扔了。她说她不会原谅你爸爸，但是一定要求你原谅她，她说她对不起你。」

我看了那张邮件很久，最后还是把邮件删了。之后我哭了很久，像是哭一个死去的父亲。

（责任编辑：袁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