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9日下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学术讲座“‘五四’与现代性建构”在线上举办。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赵稀方老师主讲，由文学院刘月悦老师主持。

下午两点，讲座开始，本次讲座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同好260余人参加。刘月悦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赵稀方老师的学术成就，并代表文学院对赵老师以及参加讲座的老师和同学们表示了欢迎。

赵稀方老师的本次讲座，主旨在于通过翻译视角来介入中国现代性建构问题。赵老师首先介绍了七十年代以来翻译的“文化转向”——即，从以语言为中心的翻译实践到以文化为中心的翻译的文化研究的转折。赵老师指出，文化研究视野里的翻译研究实际上是把研究重点从研究“翻译如何对等”转换到了到“翻译为什么偏离”，而翻译偏离的原因是历史语境的变化。于是，翻译成了文化冲突与协商的场所，也给我们以翻译为线索考察中国现代思想的生产和现代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通过列举一些中西方主要的翻译作品，赵老师指出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翻译过程中通过对翻译文本的选择、改写与出版、评论和教授，实际上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着对外国文化的塑造。

接着，赵老师从翻译改写的角度，以《茶花女》和《毒蛇圈》两部译作为例，对晚清时期的现代性建构进行了分析。林纾译介《茶花女》，是中西文化在情感心理层面上的一次碰撞。林纾将“茶花女”的爱情故事翻译了过来，但是在翻译中改变了小说的原意，以中国传统范畴重新构筑了这部法国爱情小说，将这部小说的核心词汇由“爱情”替换为“忠贞”，并将“爱情之忠”上升为“君臣之忠”。周桂笙译介《毒蛇圈》，是对一部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小说一方面通过翻译西方的法律制度等，体现出一种“现代性”面向，批判中国传统；另一方面却又从中国传统出发来选择和改写西方现代性。赵老师还指出，翻译与文化协商，不仅体现在观念的层面，也体现在叙事的层面，在翻译《毒蛇圈》这部法国现代小说的过程中，周桂笙既采用了中国传统章回体的叙述形式，又吸收西方小说倒叙的叙述手法，进行了文体创新。

接着，赵老师从翻译对象选择的角度来论述五四阶段翻译现代性的过程。赵老师总结了《新青年》派中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以及延续和光大周氏兄弟的翻译传统的茅盾在翻译上对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建构做出的贡献。随后，赵老师又重点分析了以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的《学衡》派的西学翻译，赵老师指出，《学衡》派和《新青年》派在引进西方文化的问题上主张一致，都支持引进西方文化，二者的差别在于，《新青年》派想要引进的是西方的当代文化，而《学衡》派则试图引进古典文化。在今天看来，《学衡》派学人从西方留学归来，西学功底更加深厚，因此并非像《新青年》同人那样从外部建立起单一的、理想化的“西方”形象，而是站在西方文化内部有所区分和辨明。由此，《学衡》派学者在当时选择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白璧德对当代西方文化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所采取的视角不是中西，而是古今，实质上是一种古典主义。白璧德认为西方和东方的古典思想是相通的，受此影响，《学衡》派的思想理念实际上是融合中西文化，阐述国学精粹，介绍西学经典。在翻译作品的选择上，《学衡》派的翻译以白璧德本人的著述、古希腊哲学文学与按照自己标准选择的西方文学精华为主。面对五四时期西方古典文化在中国的冷遇，他们不遗余力全面详细地介绍古希腊文化，平衡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偏至；通过翻译萨克雷和伏尔泰等人的作品，重新建构欧洲文学，向国人展现西方文学中的另一条理性典雅的路径。

最后，赵稀方老师强调，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学衡》派对于《新青年》派的反拨，是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的重要面向之一。在“救亡”的时代任务的巨大压力下，很多现代性的面向可能会因“顾不上”而被忽略。回顾历史，会发现所谓“五四”与现代性建构有多种面向，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而不是想当然地觉得文学史叙述便是唯一的叙述，这对我们认识中国当代文化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随后，刘月悦老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刘老师指出，赵老师的讲座为同学们理解和观察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建构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在历史叙事的缝隙当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更多的、被遮蔽的现代性面向。随后，同学们就讲座内容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向赵老师积极提问，赵老师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气氛友好而热烈，本次讲座在同学们评论区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