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下午，人文学院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筱筠教授，为我们带来了“关于‘一带一路’实施中宗教因素的几点思考”的精彩讲座。

 

讲座伊始，郑老师提到近期举办的“一带一路”高峰合作论坛，指出“一带一路”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大意义，并以此为切入点，围绕“何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事实中的宗教因素”和“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四方面向我们娓娓道来。

 

一、何为“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由19世纪普鲁士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此后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高度关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一般指从中国长安出发，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以丝绸为主要大宗货物，故称丝绸之路。广义上的丝绸之路，还包括海上的路径，从广州、泉州、宁波等主要港口出发，以南海为中心，航线遍及朝鲜、日本、南亚、东南亚，并跨越印度洋直达西亚与非洲东海岸等地。丝绸之路遂成为联结中外各国、贯通欧亚非三大洲的经济文化大动脉。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10月，总书记在访问印尼等东南亚国家期间，又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逐步形成。

从范围来看，“一带一路”以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为基础，涵盖了中亚、西亚、东南亚、南亚、北非与东非等地区，沿线国家大多数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并与中国经济有很强的互补性。

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既是亚非欧沿线各国贸易往来与资金融通的经济快车，更是各国政治互信与民心相通的文化纽带。

二、“一带一路”的构想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一个有着广大发展前景的伟大构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元文化的融通。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一带一路”唤起了沿线各民族共同的记忆，提倡在各民族共同记忆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共识，激发了欧亚大陆沿线地区发展的内生性动力。

“一带一路”构想的重心在于沿线国家共建合作伙伴关系，即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与民心相通的“五通”为标准，推动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共建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作为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无疑具有非排他性、非零和性，因而也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和平发展之路。从文明交流发展的角度看，“一带一路”建设根本上是多元文化的融通，既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深度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新境界，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现代社会的重新创建，是当代国际文化秩序格局的创新性交流合作机制的对接。

 

三、“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因素

“一带一路”的发起与实施依靠我国强大的实力，一种与世界对接的实力。这种能力是一个全方位运行的大系统所提供的支撑力，是交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合力。“硬实力”侧重的是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军备条件，“软实力”则侧重于我们应对沿线国家文化的差异性、复杂性的应对能力。就宗教而言，需要的是应对全球复杂而多元多样的宗教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宗教问题。

从世界宗教分布格局及宗教徒人口数量来看，我们应当认识到，宗教徒占据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除遍布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之外，世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大多数都生活在亚太地区，并在未来几十年中，将在绝对数量和整个亚太地区人口占有率方面有着极大的增长。此外，各地区大大小小的原生性宗教或部落宗教，早已作为各国文化底色而沉淀下来，成为本民族或国家的独特文化品格。宗教组织在整合社会资源、团结凝聚社会分子方面有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门类复杂，彼此之间甚至冲突不断，更增加了我们应对宗教风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会出现宗教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状况各不相同，在有的国家和地区，宗教作为一种变量，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进程。其或许可以助推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形成文化区位优势，但其变量作用也具有不确定性，在一些条件下，由此产生宗教风险，进而会引发宗教的 “蝴蝶效应”，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

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而言，要降低或化解宗教风险，也要将宗教视为可资利用的战略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教可以成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

 

四、战略支点作用：引导宗教发挥积极作用，化解或降低宗教风险

发挥宗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支点作用，需要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的相互支撑，从战略指导、战略理念到观念实施、技术运作等各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战略链。

就战略指导思想而言，需要稳步推进，循序渐进，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就观念层面而言，需要寻求从全方位的理念认同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单一认同。

就具体实施层面而言，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1、首先从周边国家做起，巩固与周边国家互利互赢的战略成果，有时可以通过宗教权威及宗教组织网络的影响力来化解地方性冲突，使利益“下沉”，让百姓受益。

2、建立有深度而又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以此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3、打造我国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互补。

4、积极发挥宗教在立体外交格局中的正能量作用

 

（一）观念层面：正视地缘——跨地缘文化区域优势的存在，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

21世纪，宗教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力量的第三战场，并随着我国国际合作、交往的密切进行，日益成为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关系需要考量的战略性因素。就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而言，地缘、族缘、亲缘，乃至教缘关系形成了特殊的地缘文化体系，宗教亦凸显成为这种跨境文化交流的主要影响因素。

应当对之因势利导，积极搭建交流平台，努力将中国话语权融入其中，产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文化一体化效应。

 

（二）努力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正面宣传我国的各项文化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建构中国的外交合力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已经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其主流意识形态，并力图以之取得并维持其全球话语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经常歪曲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如将我国的民族关系污蔑为“势力扩张的汉族”同“防御性的少数民族”间的“对立”，将我国列为所谓宗教自由“特别关注国家”等，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中国政策的负面形象。对此，我们要正面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

近年来，我国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国家道教论坛等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与成果表明，在全球化与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当着力打造深层的多方文化合作机制，以此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通过与世界各国宗教文化交流活动的合作，正确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寻找契合点，坚持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途径，进一步推动地域性和跨地缘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三）以宗教的区位优势来建立文化一体化效应，与经济区位边境一体化效应相辅相成，共同为“一带一路”各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当今时代，国际局势云诡波谲，在“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质疑与困难。无论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排挤，还是中国境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屡屡碰壁，都使我们意识到，“一带一路”的成功推动，不仅要有资金、技术的“硬实力”，更要有文化的“软实力”。宗教作为文化软实力中的一个变量，极大影响着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进程，故应该挖掘和发挥宗教在这一区域的积极作用和强大的社会资源及其动员能力，努力搭建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平台。以宗教的区位优势来持续打造文化区位优势，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形成文化区位与经济区位的互补机制，从中国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全盘考虑中国发展战略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四）挖掘资源，以地缘主体为基础，积极建设对话、沟通和交流平台，开拓多渠道的宗教对外交流。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民心相通是重要、关键的一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上的文化遗产，繁衍文化产业的内涵，对民心相通非常关键。而宗教文化活动的民众参与无疑可以消弭族群、语言和政治的边界，增进不同国家人民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非政府组织和力量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到宗教所具有的庞大的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广大宗教信徒与宗教组织完全可以成为丝路国家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主体与对象，在接受中国叙事的同时，也在讲述着中国故事、协助打造中国的话语体系与文化传播机制。

总之，在“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因素有可能产生双刃剑效应。既要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努力构建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产生互补，又要以前瞻性眼光与全球视野观察丝路国家宗教复杂的发展格局，妥善应对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规避可能存在的宗教极端暴恐事件的不良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只有积极应对、顺势而为，才能化解风险，“排雷减损”。

讲座结尾，郑老师接受现场师生的采访，并与部分学生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期待郑老师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讲座。

 

主讲人简介：

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目前已出版学术专著（含编著）20余部，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及内部报告近30篇；主持和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委托的重要项目等40余项。其学术研究成果先后于2015年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等奖； 2016年获中国社科院第九届科研成果二等奖；2018年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2019年1月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