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1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马银琴老师应邀来到我校，为同学们带来了题为《“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关系及其理论嬗变》的学术讲座，讲座由文学院赵玉敏老师主持。

下午两点，讲座开始，赵玉敏老师对马银琴老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赵老师介绍了马银琴老师的学术成就，也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从这次讲座中得到很大的收获。

马老师首先指出“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诗学的两大纲领性命题，而在“诗缘情”说被提出之后，“言志”与“缘情”之间的关系便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话题。马老师在梳理了历代学者对两者关系的探讨后，提出了三个问题：“诗言志”是否关乎政教？“言志”与“缘情”有无关联？从“诗言志”到“诗缘情”，诗学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从这三个问题出发，马老师考察了从“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诗学观念变化。

马老师分析了“诗言志”观念出现的时代背景，并由此分析了“诗言志”的内涵。“诗言志”观念出现的时代，正是“诗”由产生到与“歌”合流的时代。在《诗经》时代，“诗”从歌、诗合流前专指讽谏怨刺之辞，转变为合流后兼指颂赞之“歌”与讽刺之“诗”。“诗”字本指具有讽刺、规正意义的言辞，而春秋时期，对《诗》的使用也具有很强的政教色彩，使得“诗言志”也始终与政教相关联。但是“志”并不是一个与“情”相区别、从一开始就与政教关联在一起的概念。马老师指出，周代礼乐制度下“情”与“志”在观念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喜怒哀乐之情是推动“诗”之所以成“诗” 的最初发动力量。

既然“情”和“志”所指的内涵相同，那么为什么在“诗言志”的观念之外又出现了一个与之对立的“诗缘情”说呢？马老师认为，这是由于“诗”义的扩展与“情”、“志”的分化。“诗”由原本专指周代仪式乐歌文本，经过屈原、荀子诗赋创作实践的影响，开始包含《诗》以外的个人作品。而在汉代“歌诗”也就是乐府诗大量出现之后，“诗”义得到了真正的扩展，“歌诗” 逐渐成为了抒发个人情感的重要表现方式，为“诗缘情”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马老师通过深入考察发现，春秋末年以后“情”与“志”在具体使用之中发生了分化，而在汉代之后这种分化越发明晰。从屈原时代的“发愤以抒情”， 到西汉时代的“杼中情而属诗”，再加上经学阐释的贡献以及东汉文人王充、王符对“情”在诗赋创作的重要作用的强调，使得“情”与诗赋创作的联系比“志”更为紧密。 “诗”义的扩展与“情”、“志”的分化使得“诗言情”取代“诗言志”，并最终演变为“诗缘情”。

马老师进一步分析了汉赋创作实践对于“诗言情”说的推动作用。屈原、荀子等最早的辞赋家接续了“诗言志”的创作传统，以讽刺朝政为创作目的。但后世的辞赋家因为屈原的遭遇而不敢评议朝政，转而用华美的文辞进行委婉地劝谏。但正如扬雄指出的，华美的文辞不仅不能达到劝止的目的，反而会产生劝进的作用，他也因此放弃了辞赋创作。班固对赋的创作采取了更积极的态度，通过发扬赋的政教功能，他将《诗》而来的赋再次回归到了由《诗》所建立的政教传统中，强化了诗与赋的关联。受赋的影响，文人诗的创作逐步走上了追求文辞形式之美的发展道路。在文学自觉的时代，曹丕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而随着文学自觉带来的作家重要性的凸显，陆机站在创作者的立场上进一步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判断。

在讲座的最后，马老师总结道“诗言志”和“诗缘情”有三点不同：第一是“《诗》”与“诗”意义内涵的不同；第二是“情、志一也”与“情”“志”分化的不同；第三是阐释者立场和创作者立场的不同。“诗言志”到“诗缘情”诗学观念变化，反映出了创作主体由幕后走向前台，最终成为文学活动主体的过程。以“诗缘情而绮靡”为纲领的六朝诗歌最终沦为“亡国之音”，使人们反思“诗缘情”说的局限，孔颖达通过撰写《毛诗正义》对两说进行了深度整合，在充分肯定“抒情”的正当性之后，又张扬了诗的教化功能。“言志”和“缘情”两说相辅相成，融合发展，指导了唐代及以后历代诗歌的创作，成为中国诗学理论中的两大支柱。

随后，马银琴老师一一解答了同学们关于讲座内容的疑问。赵玉敏老师在点评环节中指出了马老师此次讲座的内容与方法对同学们学习研究的重要意义。讲座在师生们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