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天驰：王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流光》院刊的访谈。这次访谈，主要是想向您了解您和中国社科院的前辈们是如何开展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相关工作的，也非常想了解您的学术历程和研究方法，同时希望您可以给后辈研究者提出一些宝贵意见。

01

潜心学术，砥砺前行

步天驰：您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领域的专家，能否请您谈谈，是什么契机使您开始对神话感兴趣的？

王宪昭：人们对一个对象产生兴趣，可能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个人对这个对象的兴趣，对这个对象的接触与经验，也包括这个事物本身的价值以及对特定群体的吸引力。

我对神话感兴趣，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早什么时间接触神话已经记不清楚，可能开始时并不知道什么是神话，但从很早的记忆中了解到很多生动的、有虚幻色彩的、有教育意义的民间叙事，是大多数人都曾经有过的经历，这也许就是神话的熏陶。从神话中慢慢培养起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愿望，也可以说是人类知识的启蒙。神话的产生是和人类最早的文明相一致的，这也是哲学认识论经常关注的“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等基本问题。神话关注的世界的起源、人类的产生、社会秩序的确立、各类文化的发明以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都会引起人们对神话的兴趣。当然，我也不例外。

但由对神话感兴趣的“走近神话”到“走进神话”，再到对神话几十年不断关注，持续分析、思考和研究，也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毕竟神话和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有一定距离，它是人类早期产生的文化形态，是通过人们的想象或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生活。如何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绝对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这需要有文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美学等一些跨学科的知识。这不仅因为神话产生时间早，流传时间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还因为神话本身就是一个多种学科的综合体，被称为人类文明探源中的百科全书，所以，要把对神话的兴趣变成一种研究，必须把这个职业上升到责任，才能方得初心。特别是接触到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神话讲述人，阅读到百思不得其解的神话文献时，更需要有独钓寒江雪、铁杵磨成针那样的静心和耐心。如果说对神话感兴趣的契机，可以说是人们对民间文化普遍关注的大环境；把中国各民族神话作为研究方向的契机，则是在民族地区实地调研中一次次被中国神话的丰富多彩所感动。

步天驰：您在求学生涯中有哪些记忆深刻的事情？

王宪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求学条件与现在相比有天壤之别，使我经常想起一篇古文中写到的“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之类的句子。当时常常会通过省吃俭用多买几本书，甚至有时为了能借到一本书而辗转反侧，有时借到书后会连续几天熬夜把内容抄下来，现在想来觉得有些可笑。但往深处去想的话，自己之所以对某些神话内容记忆犹新，不正是源于当时的执着？而“勤能补拙”的箴言也绝不会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像鲁迅这样的大家都说“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用在工作上罢了”，这也是我记忆深刻的一个座右铭。

步天驰：您从硕士阶段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向博士阶段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背后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吗？

王宪昭：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虽然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时也会涉及一些文献神话，但这与民间神话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很多少数民族由于原来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相对缓慢，很多地方还流传着大量的活形态神话。如果把神话比作是“鱼”，那么汉文文献和少数民族文献中的神话就是“鱼”的标本，虽然保持了鱼的形态，但需要去阐释才能让人闻见鱼的味道，感知它曾经有过的生活；而许许多多民间的神话就像是在水里游着的鱼，还在生息繁衍，与民俗节日等融合在一起，通过对这些神话的深入观察与研究，不仅有助于开阔神话学术视野，也有利于更好地认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探索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所以说，古人所言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都是治学良方。

记得还是20年前，当北方瑞雪飘飞、年味渐浓、亲人盼归的时候，自己怀着一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好奇，背起行囊踏上了伸向彩云之南的山路，来到地处西南边陲的澜沧县，去到了东南约二十公里的一个大林窝村的村寨。这里说是佤族村寨，但也住着汉族、拉祜族、哈尼族等民族。这里一旦进入腊月， “杀年猪”就成了所有家庭的一件大事。杀猪的人家一般都要提前几天通知全寨子甚至其他寨子的人，把充满喜庆的邀请分发给各族的老老少少。伴着丝丝缕缕洒落在山寨的阳光，本村与外村寨的人便开始陆续赶来，其间有80多岁头上包着传统佤族头巾的老太太，有衣着艳丽的哈尼族少女，还有拿着鞭炮专爱凑热闹的童孩。有时，村寨同一天会有几家杀年猪，那么这一天的吃饭次数和吃饭时间就要变得灵活起来。在这一家还没有品尝出烤肉的醇香，就被下一个杀年猪的人家拉出了大门。当然，“吃”只是一种搭起的戏台，而真正让人难忘的“戏”则是文化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人们在相互传递着各自的情况和信息，老人们追忆童年，青年人编织理想。在这个时候，如果想采集一些神话故事，随时都可以撒网捕鱼收获满满，比如佤族老人讲，小米雀啄开石洞，洞中出来人的佤族为老大，拉祜、傣、汉族分别是老二、老三、老四；拉祜族老人说，洪水后，幸存的老三与仙女结婚，生的一个葫芦中走出的许多人，变成了汉族、傣族、彝族、拉祜族等。这些鲜活的事例，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恰恰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有力的诠释。所以说，最生动的故事就是生活中的真实故事。

图 1.王宪昭研究员在接受采访

拍摄者：熊惠，2024年5月14日拍摄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02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

步天驰：能否请您展开谈谈中华民族神话研究到底有哪些价值？

王宪昭：神话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载体。神话悠远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蕴使之呈现出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律法、道德等多学科兼具的特色，它不仅是人类早期社会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也是民族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为中华文明探源和延伸人类智慧提供很多有力的文化支撑。先说说神话的学术价值。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科学？自然科学的研究大多数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是为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服务的。那么我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学习和研究，主要解决的是人们精神方面的生产需要。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神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研究透、研究好。如创世神话中的开创意识、创造精神，人类起源神话中的祖先崇拜、人类主体意识，文化起源神话中的崇尚发明，灾难神话中的忧患意识，争战神话中的向往和平等，通过神话研究寻找人类生存发展的优秀传统与内生力。当然，通过系统考察中国神话不难发现，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神话传统，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所以可以追溯到五千多年甚至更久远的史前时代即神话时代，是因为神话被视为无文字史前时期的历史记忆，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态保留了该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和重要社会活动。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事件和情节往往与历史事件高度契合，虽然在世代传承中会发生演变或新的阐释，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它对人类早期历史的反映。闻一多就提出“夫今人所视为迷信者，即古人之科学，今人所视为神话者，即古人之历史。”历史上很多有知之士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神话与历史联系起来。如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把中华文明追溯到炎黄时代，显然“黄帝”是通过口耳相传积淀而成的神话人物，很多神话传说构建成为一个庞大的黄帝叙事体系，主要采取了神话人物历史化的方法，把黄帝神话形象与久远的历史融合在一起。在学术研究者看来，神话学还可以与多学科开展跨学科合作，如神话与考古学的结合，考古学虽然可以通过考古方法发现客观存在的古代遗迹和重要文物，但要完整地还原历史事件的背景和意义，则需要借助于语言和文字，特别是在没有文字或文字不发达、文字难识读的情形下，神话叙事往往成为打开考古密室的钥匙。神话的文化价值也很明显。中国各民族神话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创造与精神产品，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不仅产生时间早，而且记忆内容具有纪实性、多元性、连续性与经典性等特征，为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成提供了客观依据，也为认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提供了重要文本参考。像多个民族或地区广泛流传的盘古、伏羲、女娲、神农、炎黄等，若把每一个人物展开来考察，都能绘制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精彩画卷，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跨时空连续性记忆。而神话传承的多形态、多渠道又增强了传统文化记忆的互补性和大众化，并在创新与发展中形成了中华文化记忆的体系性。无论是中国神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还是中华民族不同时期对于神话的传承，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突出的中国特色。

步天驰：中华民族神话中有大量的英雄人物，他们身上蕴含着什么样的文化精神？

王宪昭：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反映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着精神。”中国梦来自于哪里？作为史前文明的神话时代就开始有了执着的追梦者，这些都是什么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英雄。如盘古，盘古开天首先体现出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如果墨守成规，那就会无所作为。所以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创新胆识和行为！再就是他的奉献精神，他的奉献到了什么程度？文献中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就是自己死了，也要为世界带来生机，为大地赋予新的生命，这就是神话中的文化英雄的优秀品格。有时，我会想到，传统神话中反映的中国人的文化和西方相比有很多不同，其中就包括在中国神话中更加强调集体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的主题，强调团结合作的精神。当然，许多神话人物的执着追求中也反映了一个中国人吃苦耐劳不服输的强大生命力和斗争精神。比如说愚公，那就一生“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像填海的精卫一直不停的往海里边投石头，还有夸父逐日，他在途中饮于河渭，往北到大泽，最终渴死在路边上。他们的追求至死不渝，可歌可泣，鼓舞着无数人，也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精神。

步天驰：我们今天如果要对历史、哲学、文学、民俗等文化现象进行探源的话，几乎都会追溯到神话。能否请您谈谈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王宪昭：这个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在考察人类文化史时，若把人类开始制造工具作为人类史前文化发生的标志，将华夏文明的大传统推演到石器时代，那么中华民族万年文化史的记忆就会在神话中会得以体现。如果我们考察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单单从文献的角度去探源，会发现从殷墟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甲骨文距今只有三千六百多年，商代的青铜器上的文字，也受到当时器物与雕刻的限制，许多更早历史的考古，发现的文化载体也非常有限，相比之下，语言的产生远早于文字，而作为口耳相传的神话的成熟期则至少有上万年的历史。所以中华文明溯源一定会追溯到神话时代。多数神话研究者认为，尽管神话产生的确切时间难以考证，但以口头语言为载体的神话却与人类文明曙光出现的时间存在高度契合。所以，今天不少研究者认为，以神话为代表的口头传统叙事应该属于人类文化大传统，并强调这个“大传统”包括“无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 这也为从更大的文化记忆框架内探讨人类文明提供了学理依据。以前，由于特定的原因，神话研究中曾有一些学者怀疑口传神话作为记忆的可靠性与系统性，所以他们只强调古籍文献中的神话文本，并得出中国神话凤毛麟角、资源匮乏、难成体系的错误判断，甚至出现一提到神话就“言必称希腊”的怪事。这种中国神话的虚无主义，既没有看到中华民族神话的全貌，也不符合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的客观事实。

步天驰：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流传着“族源”神话，这些神话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没有关系？

王宪昭：大家很熟悉一首歌名叫《爱我中华》中的歌曲，其中唱到“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歌颂的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很多民族的“族源”神话非常直接表达了这种有史以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一般而言，一个多民族国家真正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纯血统民族的情况非常罕见，相反，通过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优秀文化来维系民族心理认同的做法，更为各族人民所广泛关注。这些民族同源型神话母题会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人们的民族观念之中，成为民族内聚与归向的心理动力，使民族中的群体与个体都自觉将本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和国家整体利益联系起来，并承担起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责任与义务。由此而升华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理想。

如阿昌族神话说，开天辟地时遮帕麻与遮咪麻兄妹婚生的大葫芦中出来汉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等九个民族；布朗族神话说，天上四兄弟降临人间成为汉族、佤族、布朗族、拉祜族和傣族；德昂族神话说，茶树叶变成今天汉族、傣族、傈僳族、景颇族、德昂族、白族、回族等民族的祖先；独龙族神话说，洪水后一对兄妹婚生九对男女繁衍汉族、怒族、独龙族等九个民族；哈尼族神话说，最早的一个女人感风孕生的孩子成为汉族、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等民族；基诺族神话说，玛黑和玛妞兄妹种出的大葫芦中生出汉族、傣族和基诺族，等等。这类神话数量极多，无一例外地表达出中国各民族亲如兄弟的共同愿景，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中的高度融合，以及汉族地区对边疆民族的深远影响，也反映出中华民族框架下的各民族唇齿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关系。对照先秦文献记载，如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为“四海”？《尔雅•释地》中解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这种互证很好说明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的根，神话是他们的文化的根，文化的根比物质的根更牢固，所以说这种文化自信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深沉、最久远、最有力量的自信。

03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步天驰：神话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积淀而成的文化遗产”。但是神话中的部分内容，可能并不符合科学的标准，如《大荒西经》中对于“女娲之肠，化为神”的记载，在今天看来似乎有悖科学。对此，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理解、研究中国民族神话？

王宪昭：我们讲究科学，而任何科学它都有特定的产生环境。神话中描述的内容好像是天马行空、毫无拘束的想象，但这些想象一定源于生活的真实，与大家所熟悉或能够认知的事情有关，否则就无法交流，也无法让人接受。像“女娲之肠，化为神”，从现实中看，肠子化为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但这则神话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表现神的产生和女娲有关，女娲不但会造人，而且能化神。如果再深究一下，为什么不说成是“女娲之头，化为神” ？或者“女娲之腿，化为神”？显然，这个叙事母题产生时，人们一定知道了人是生育产生的，通过生育现象会凭直觉认为小孩从女人的腹中生出，由“肠”化育，就显得很合乎逻辑，从神话的创作思维而言，也符合生物科学原理。因此，我们可以说，神话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现实世界的艺术化表现，甚至具有一定的内在规则，反映出具有共性的创作规律。人们接受起来并不认为神话说的是假话。再比如说，神话中叙述的人与动物结婚繁衍人类，鄂伦春族神话说，以前有个猎人打猎时被一头黑母熊抓获后，开始在洞中一起生活，并生下一个半人半熊模样的小崽儿。后来猎人择机逃跑，母熊追赶到河边时抓起小崽儿一撕两半，一半扔向猎人，一半留给自己，随母熊的那半小崽儿至今还是熊，而随猎人的那半就成了鄂伦春人的祖先。这类叙事在鄂温克族、赫哲族等神话中也有叙述。其实，人类早期的命名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词语，而是选取周边熟悉的动物或植物等作为名字，这里所说的“熊”，其实就是用“熊”为名称的一群人，讲述人说的猎人与母“熊”，反映的是当时已经出现的族外婚制度，是婚姻制度的客观反映。所以考察神话需要科学的态度，从神话中也能透视科学。

步天驰：为什么存在许多民族神话传承与发展的不平衡？

王宪昭：这个问题是很专业的，你能看到它发展传承不平衡，实际上这就是对文学自身的清醒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在阐释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时指出，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物质基础也具有反作用，这里面就包含着神话传承与发展不平衡的理论依据。对神话而言，它产生在人们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的时代，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就是人类自身生存问题。所以那个时候的部落首领或氏族酋长，既是特定群体的组织者、领导者，又是歌手、巫师，兼具医生等多重身份，很多神话就是有这些复合型身份的人创作、讲述和传承发展的。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人的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神话的讲述人、传承人等也会随之变化，这样就会影响到神话内容和形式的变化。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和地区生产方式发展不平衡，有些民族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处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时期，保留着相对原始的神话生成与传播环境，神话叙事也表现出原生态的特点。

步天驰：谈一些具体的问题吧，您认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什么？

王宪昭：我认为学术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究”。司马迁写《史记》的方法精髓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我们做学术研究不无启发。现在大家学习的环境越来越好，学习资源的获得也越来越便捷丰富，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有利条件和基础。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面临要研讨的知识就像面临一个大海，大海波涛汹涌，我们却不知道大海的下面哪些是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去深入探究，发现不同层次的有价值的问题。

当然，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交流。“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特别是当今信息时代，搞研究只有多交流，才能获得不同知识之间的碰撞与启发。甚至有时做研究就像荀子《劝学》说的“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善于借鉴，有时会发现新问题，有时会看出自己的不足，有时会找到新方法，这就会给成功带来更多的机会。最早听到《盲人摸象》的寓言时，还暗自嘲笑摸象者的“傻”，认为这么不聪明的人摸象，说大象像柱子，像扇子，像堵墙，或者像长矛，像条蛇，真是瞎得实在可怜！但今天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又何尝没有盲人摸象的嫌疑？一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是有限的，面对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一生中不可能把知识都整体性地给摸完，往往只能洞察到其中一个很小的局部，有时凭一己之力只能摸到一条象的尾巴或象的牙齿，这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术业有专攻”。如何改变这个学术研究环节中的不足？那就需要有开阔的胸怀，与不同的人交流，向不同学科的人请教，在与别人的交流中，问问他人摸到了什么东西，把不同的东西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知识的整体了。如果能够积极思考这些不同知识的内在关联，并做出相对合理的阐释，就可以说是抓住了学术研究的关键环节。

步天驰：请您谈谈少数民族神话研究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王宪昭：一个是研究对象的问题。回顾中国神话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神话研究有一种重文献的倾向，不少人认为文献中的记载才叫知识，甚至认为稀缺文献为王，所以对包括少数民族神话在内的民间文化关注不够，重视不足，乃至于产生“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区分。事实上，大量的神话资料表明，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以各种方式保存着自己的神话，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以口头传承的方式“活”在民间。很多神话传承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今中华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重视这些神话，首先要摸清家底，做好这些文化资源的采集与梳理，特别是要通过田野调查到田间地头听一听老百姓的声音，对神话的存量及传承发展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另一个是研究方法问题。当然有些国外的神话研究方法可以借鉴，更多的是要从构建中华神话主体性的需要出发，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系列方法创新，更好发掘中国各民族神话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

04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步天驰：您认为民族神话研究的前景如何？

王宪昭：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就是：值得期待。从国家层面上讲，现在是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全面推进“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到哪里去找？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载体，其中神话就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诸如神话中表现的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厚德载物、明德弘道以及敢于创新、勇于创造、团结奋斗、不屈不挠、邻里和睦、孝善为先等个人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等，这些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解决当代和未来面临的许多难题都提供了重要启示，也为神话研究提出新的要求，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

通过民族神话的研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刻领会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神话已有一万多年的历史，万年前的事件在今天神话中仍在传承，难道说这不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体现？充分研究中国各民族神话对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深远影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在各个民族的神话具有突出的反映，这不仅包括同一主题、同一神话人物、相同神话叙事在不同地区和民族神话中得到广泛的交流与传播，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神话中都会看到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与高度认同，有些神话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积淀出一系列具有象征性和共识性的文化符号，人们通过这一系列文化符号，不仅可以溯源中华文化的根脉，也可以较准确地考察中华传统文化演进的路径与内在规律，揭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原因。如各民族神话中非常普遍的龙、凤、熊、虎、麒麟等形象，以及图腾崇拜、吉祥物、象征物等意象，往往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共识与共性审美。这些研究意义本身就说明中国神话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可以期待，随着我国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步伐，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古老的中华民族神话，加入到神话研究中来，共同描绘出中华民族神话研究的美好蓝图。

步天驰：我了解到，您从很早就致力于推动神话数据平台的建设工作，如您主持建设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数据平台、中国人类起源神话数据索引平台、中国神话百科数据库、中国创世神话数据平台等等。您认为今后数据方法在神话研究中会有哪些方法论方面的创新？

王宪昭：在当今的大背景下，我比较担忧的问题是，社会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方法创新，新技术创新，而包括神话研究在内的许多人文社科研究者是不是走在了社会的前列？这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情。以神话研究为例，面对这么一个庞杂的研究对象，我们怎么从内容丰富、形态多样的神话资源中抓取想得到的东西？我们会不会网络爬虫数据挖掘？我们到底掌握哪些数据分析方法？能否做到对研究对象的定量定性以及知识图谱研究？能不能形成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团队随时解决一些新发现、新问题？回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己在初步接触计算机时，就被能迅速处理研究材料的计算机技术所吸引，发现计算机的计算比我们大脑的计算更快、更准确。俗说“好记忆不如烂笔头”，人的大脑记忆东西不仅数量有限，更要命的是不准，而查阅汗牛充栋的纸质资料，又常常觉得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效率太低，所以就觉得利用数字技术处理有关资源是种好办法。当时做数字化时使用的是磁盘，容量非常小，操作又很麻烦，弄不好很长时间做成的东西就可能因保存不善而丢失。没想到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赶上了整个人类社会进程的加速度时代，工业化、电气化、电子化、数字化，不经意之间又到了当下的智能化，可以说天天都会创造出新的神话。这种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快速发展，也不断挑战着自己的神话数据采集与数据平台建设，从《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开始，到编写《中国神话人物母题(W0)数据索引》《中国创世神话母题(W1)数据目录》等神话数据工具书，再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数据库建设》，以及建设“中国神话数据库”平台等，我深深感受到这是新的大环境对人文社科研究带来的最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学科发展的最大机遇。通过神话数据平台的建设，起码可以解决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让原来争论不休的神话类型变得更清楚，更合理；二是让文字、图片、影像等多种神话资源变得更丰富，神话各类信息的查找更便捷；三是让人们对神话宏观把握和叙事规律分析变得更容易，更直观；四是为神话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步天驰：2023年6月，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从实地调研中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对陕西宝鸡地区传统文化的实地调研活动为例，重申了调查研究对于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意义。如您所说，实地调查是人文社科研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但很多正在求学过程中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并没有进行田野作业的经验，不知道在调研过程中应当注意哪些事项。能否请您针对这一现象，为后辈学者和学生总结几条经验？

王宪昭：调查活动实际上不复杂，是一项很接地气的工作。田野调查是被公认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形成研究对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学术研究方法和研究能力的锻炼与提高的过程。不过，有的人一想到田野调查，就认为是背上摄影录音器材到民间去，看起来显得非常正规，有仪式感。但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外在表现。调查的方式方法很多，我们现在通过谈话的方式可以调查，通过网络问卷的方式可以调查，通过直接视频对话的方式也可以调查。调查分不同的情况，主要看想了解什么问题，比如说你身边的同学来自于某一个地区，询问一下他对这个地区的某些问题的了解与认知，这也是一种调查，虽然有些信息可能是道听途说，很难复原当时的客观场景，但比你亲自跑一趟节约时间。

人们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有一定道理的。做人文社科研究，如果坐在书桌前冥想，常常会觉得到处都是困难，有时走进民间却会发现柳暗花明，处处都有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对田野调查内容而言，可分为综合调查、专题调查、典型调查和个案调查等不同类型。在计划开展田野调查时，必须有明确的调研目的和问题意识。田野调查方案设计前，首先要做好心理准备和必要的信息准备，针对自己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信息搜集、梳理与选择。田野调查方案的设计要点可以使用“调查提纲”的方式来呈现。不少人在首次接触田野调查工作时，面对纷繁复杂的实际困难，往往会因为头绪过多而抓不住重点，这就需要调研者预先了解相关的田野调查方法，在内容丰富而环节复杂的田野调查过程中，通过做好前期的工作预测和日程安排，提高自己的协调能力，需要尽可能具体地查阅被调查对象的所有信息材料，包括性别、年龄、民族、传承经历、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个人作品、性格爱好以及具体联系方式，能与之衔接的介绍人、翻译者等。具体调查阶段，还包括取得地方支持、把握搜集信息的方法、计算时间成本和经费使用、调整采集音影图文资料的比例、及时进行资料归纳整理、有效查漏与反馈等，田野调查方案设定的各个环节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有些环节在实际调研中会有所调整或反复，有些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舍去。特别是现在调研器材种类繁多，数字技术手段日益普及，在整个调研过程中都要做好设计，把握好资料的丰富性、真实性和艺术性。调研完成后需要及时总结提升，写好调研报告，把对田野的许多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思考。

步天驰：本次访谈的最后，能否请您对正在求学过程中的学子们提几条建议？

王宪昭：感谢各位这次对我的采访，很多提问都引发了我的自省与思考。如果说“提几条建议”，实在不敢冒昧。在此，只能说有点自己对求学与工作的体会，与大家分享或者说共勉。一是求学做学问要经得住诱惑。当前是真正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点起手机、打开电脑，扑面而来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些信息有时就是一种诱惑，如果我们只图耳目之乐，很容易深陷其中，这样就会把这种知识消费变得娱乐化，使思维习惯变得快餐化、碎片化，这样就不利于静下心来学习专业知识，做深专门学问。当然还有一些物质方面的诱惑，这需要经常反思自己，看看是否丢了初心。二是要扛得起责任。对任何求学以及学术研究来说，取得成绩、赢得光鲜的背后，一定是汗水和泪水。三是要耐得住寂寞。如果说，经得住诱惑和担得起责任是一切成就大事者的基本心理素质，那么这些人的行为实践一定是耐得住寂寞，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愚公移山那样做事，精卫填海那样执着。在一次次失败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在奋发图强书写一种大写的人生。这样一定会在求学中创作出一个个精彩的神话。谢谢《流光》的编辑们！

特别鸣谢